（接上期）这么说不再有“待续”了。但我们还是写了。当然，当时我们必须，正如阿多诺在1951年出版的《最少道德：来自被损害的生活的反思》一书里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把奥斯维辛理解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文明史中一处不可治愈的断裂。当时我们只能这样对待这块禁令牌。然而，由阿多诺预示的这一凶兆直到今天仍然在起着作用。我这一代的作者们以公然的反对和它擦身而过。沉默，没有人愿，也没有人能。关键是，要把德语语言从它刻板的套路中领出来，把它从田园风格和无病呻吟的内向性中诱引出来。对我们，这些带着伤痕的孩子们来说，关键的是坚决摒弃那些绝对的伟大和意识形态的非黑即白。怀疑是我们的教父，他把各种各样的灰色价值作为礼物送给我们。不管怎样，当时至少是我已经担负起了这一苦差，然后我首先发现的是我的完完全全满怀罪感说出的语言的丰富性：它的易受诱骗的柔软、它的探幽发微以达深刻的倾向、它的极其柔韧的硬度，更不必说，它有朗朗上口的悦耳，它既单纯又繁富，它乖戾，它因运用丰富的虚拟语气而美丽。在重新掌握了德语语言的这种资本后，我们开始努力开拓，而不顾阿多诺及其所下判决的警告。当时只有如此，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才能够被延续下去——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只有这样，也即让文学成为一种记忆并且不让过去成为过去，战后的德语文学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后代，都可以为“待续”这一普遍有效的写作规则辩护。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让伤痕保持敞露，为人所希望和规定的遗忘才被执拗的“从前……”取代。
有多少次，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利益，人们要求有个了断，要求回复到正常状态，把耻辱的过去作为历史撇到一边。但文学抗拒这一既可以理解而又愚蠢的要求。太正确了！因为，在德国，每当宣布“零点”的时候，每当“战后时代结束了”的呼声响起来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在10年以前，当柏林墙倒掉、德国的统一被写在了纸上的时候——过去就会再次追上我们。
那时，在1990年2月，我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为大学生做了一次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的讲座。我对我的创作进行总结，一本一本地，做出解释。例如我讲到了1972年出版的《一只蜗牛的日记》，其中，过去与现实在多条轨道上交错，但有时也平行前进，有时则相互冲突。由于我的儿子们问过我对自己的职业的定义，在这本书中写着回答：“孩子们，一个作家是一个逆着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人。”我对大学生们说：“要接受这样的写作态度，其前提条件是，作者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自以为高高在上或者不受时代的限制，而是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的一员，还要置身于流逝的时间的浮沉变迁之中，介入进去，采取自己的立场。这种介入和采取立场的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作家应当保持的距离有失去的危险；他的语言受着拿来藉以糊口的诱惑；现实状况的狭隘也可能会使他和他本来训练得能够自由驰骋的想像力受到限制，他可能会陷入气短的危险。”
前面提到过的风险几十年来一直忠实地跟随着我；但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作家职业算什么呢？好吧，那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作家理解成一个保了险的文学官员。但是，面对现实，他是他自己的接触恐惧症的囚犯。由于惟恐失去距离，他会远离尘嚣，遁迹于只有云雾缭绕的神话和自得其乐的崇高之境。但是，一刻不停地变为过去的现实将会追上他，把他提去审问。因为每个作家都生逢其时——不管他怎样竭力申明自己来得太早或是来得太晚。与其说他是自作主张地选择他的题材，不如说题材已经给他定好了。至少我没能自由地进行抉择。因为要是只照顾到我自己和我的游戏冲动的话，那我就会纯粹按照审美的法则考验自己，既无忧无虑又无伤大雅地在滑稽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这不行。有阻力在呢。从德国的历史里孕育出来的瓦砾堆、死尸堆随处皆是。这一大堆东西，当我打算铲平它们的时候，它们却越堆越高，使人无法对它们视而不见。而且，我出身于一个难民家庭。因此，不管是什么驱使着一个作家一本书又一本书地写——不管是寻常的虚荣心、对无聊的恐惧，还是自我中心主义的驱策——除了这些以外，对失去的家园不可复得的确信显示了引出一切的力量。通过叙述被破坏的、沦陷的但泽城应该被夺回，不，不能夺回，但能重新唤回。这种书写渴望激励着我。我执意要把我自己和我的读者带到画面中，使失去的不会被了无痕迹地遗忘，而是借助文学的技巧使它重新获得它的形态：有它所有的伟大和它可怜兮兮的小气，有它的教堂和墓地，有它船厂的噪声，有它无力地拍打着海岸的波罗的海浪涛的气味；有一种早已匿迹的语言，那种散发着马厩气息的嘟囔；有应该忏悔的罪孽，也有被容忍和无法赎还的罪行，它是任何忏悔也无法洗刷的。
对于其他作家来说，这种对失去的东西的萦念也成为他们“待续”不已的温床。至少萨尔门·拉什迪和我在多年以前通过对话达成了一致：正像我失去的但泽之于我，他失去的孟买对于他也是源泉和垃圾坑，是焦点和世界的中心。如此傲气，如此乖张，这就是文学。这乃是一种叙述的前提，此种叙述有能力运用所有的素材。用那种精巧的心理分析的雕虫小技或是那种被误解为粗糙地模仿并忠实于自然的现实主义是对付不了如此丰富的材料的。不管我们从启蒙主义的传统出发要怎样受到理性的制约，故事荒谬的进程却对一切仅仅是理性的阐释不屑一顾。
我们一旦脱掉诺贝尔奖庄严的外衣，便会看到它是以炸药的发明为根基，正像其他的人类发明一样——不管是原子的分裂还是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基因解密——既给世界带来了福祉，也给世界带来了苦难。同样，文学也显示出它的爆破力，只不过它释放的爆破力要延迟一些，可以说是在慢镜头里发生并改变世界的。对人类来说，文学既作为善行，又对人类的不幸发出哀叹。从蒙田开始，历经了伏尔泰、狄德罗、康德、莱辛和利希滕贝格的欧洲启蒙进程用了多长时间才把理性的火星带入经院哲学蒙昧的最昏暗的角落里啊。这点微光被熄灭的次数可真是不少。审查制度延迟了启蒙带来的光明，但当它最终得以大放光明的时候，却已经冷却下去，缩减成一种技术上可行、带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理性；它自命为启蒙，却只是向它那两个从一开始就彼此格格不入的孩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灌输一套卖弄理性的行话和两条它们各自认定了、不惜任何代价要走向进步的道路。
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启蒙主义的缺乏教养的孩子经受了何等“辉煌”的失败。我们也能看到，由言语引爆的而在时间上被推迟的巨大爆破曾经使我们陷入了何等危险的境地。当然了，如果我们试着用启蒙主义的手段去消除这种破坏，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惊骇地发现，一段时间以来，资本主义被自大狂弄得躁动不安，开始肆无忌惮地胡闹起来。它重复历史的错误，开始变得教条起来，把自由的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的真理，陶醉在它不受限制的可能性之中，疯狂地做起游戏来，这就是说，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大搞兼并——只有兼并才能带来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主义正在被证明为没有自我革新的能力，这毫不奇怪。它把“全球化”奉为圭臬。再次带着自命无误的傲慢，它宣称此外别无选择。
据此，历史走到了尽头。没有“待续……”可以让人紧张地期待。当政治已经无计可施——反正它已把任何决断权都交到了经济手里——是不是至少可以希望文学还能想出点什么，能撼动再度出现的教条主义？
但这样一种如此具有颠覆性的写作怎么才能集爆破力与文学品味于一身呢？有足够的时间储备来等待这种延迟引爆的威力吗？还能想象，“未来”这一抢手品能为这样一本书提供出路吗？现实难道不是如下的状况吗？——文学正在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而因特网给青年一代作者提供了游戏场；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是一种停滞，“交流”这个可疑的字眼给它罩上了一圈特别的光环，这种停滞正在蔓延。每一小块时间都被精心计划好了，文化工业的尘世苦海使西方世界就范。该怎么办呢？
我心中没有上帝，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在那个迄今一直大有帮助、能推动最笨重的石块的圣徒面前屈膝。于是我祈求道：圣者啊，托加缪之福而荣膺诺贝尔奖的圣徒西西弗斯啊，请求你不要让石头在上面静止不动，让我们能继续令它转动，让我们能像你一样成功地对付我们的石头，让讲述我们生存的辛劳忧苦的故事不要结束。
我的叹息会有人听到吗？抑或，根据最新传闻，还是只有等到被作为克隆产物而培育出来的人才有能力担负起继续人类历史的重任？
于是我又回到了我演讲的开头，再一次打开小说《母鼠》，其中的第五章里用虚拟语气考虑了授予实验鼠诺贝尔奖——作为为科学研究立下功勋的数以百万计实验动物的代表。我立刻就明白了，在把人类的苦难——饥饿——从世界上赶走这方面，迄今为止所有受到嘉奖的功劳起的作用是多么的微乎其微。虽然每个付得起钱的人，都可以换上个新肾脏，心脏也可以被移植。我们满世界地打着无线电话，卫星和空间站无微不至地环绕着我们飞行。由于有了受到表彰的研究成果，人们研制出武器系统并将其付诸实施，借助它的“保护”，武器的拥有者更易走向死亡。凡是人的脑袋里想出来的东西都有其令人讶异的表现，只有饥饿人却对付不了——它甚至在恶化。在贫穷根深蒂固的地方，它变成了贫困。世界范围内，难民潮络绎于途，饥饿伴随着他们。然而没有哪种与科学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意志能够坚决地给猖獗的苦难划上句号。
1973年，当时，在智利，恐怖主义倚仗美国的积极的支持而甚嚣尘上的时候，德国第一位出席联合国的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做演讲。他讲到了世界范围的贫困化。他的“饥饿也是战争”的呼吁是那么令人信服，掌声干脆将其淹没。
这次演讲时我也在场。那时我正在写我的小说《比目鱼》。小说是关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是关于食物的，也就是说关于匮乏和过剩，关于饕餮之徒和无数忍饥挨饿的人，关于大快朵颐者和从富人桌子上捡面包皮的人。
这依旧是我们的主题。贫穷用它加快了的增长速度对累积着的财富做出了回答。富裕的北方和西方不管多么渴求安全，多想保护自己，筑起壁垒挡住贫穷的南方，难民的洪流还是会到达它那里。饥饿中的人们会不断涌来，任是什么样的屏障也挡不住。
这将是在未来要被叙述的，毕竟我们所有的小说都必须续下去。就算有朝一日人们将不再写、不再印，或者不再被允许写和印，当人们再不能得到书并把它作为活下去的手段，也还是会有叙述者，他们把古老的故事重新编织，气从他们的嘴中呼进我们的耳朵——或大或小，或急或缓；有时像笑，有时像哭。
（1999年12月，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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